陈独秀在《抵抗力》一文中曾说：“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以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中国文化最终是走向了三教合流的道路，而三教本身都是如此态度。武术的“文化”，今天竞技套路独占官方武术舞台，可能并不简单是一个路子走偏了问题，而是武术置身于其中的中国文化本身，就存在着一种文弱化的机制。
奥地利学者洛伦兹等在达尔文所发现的“性选择”这一重要观点上，发挥论证出人类亦存在攻击的本能（又译为攻击性或侵略性）的观点。在《攻击与人性》一书中洛伦兹曾指出：“战斗热情”是最危险而又最不可或缺的攻击类型，因为它同是人类种种暴力行为和创造文明最高目标的先天性基础。他甚至认为：如果这种战斗热情消匿，那么人从刮胡子到艺术或科学的创作，都将缺乏推动力。
      几千年的世界历史证明，尚武的民族总是生机勃勃富于进取的。世界其他民族不论，先秦的中国，诸国争雄，竞争激烈，尚武之风炽盛。春秋战国的吴越，既有着当时中国最精良的战剑，又有着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战士。吴国越国、蕞尔小邦，却居然能攻破泱泱大国楚国的郢都，居然能中原逐鹿俨然霸主；史书多云“楚人好战”，考古发掘则发现，楚国男子死后可能因贫穷而无任何陪葬器，然而随身下葬必有一剑；“秦风酷烈”，秦国人称“虎狼之国”，秦军人称“虎狼之师”；齐国则“隆技击”；燕赵为“四战之地”，燕赵从来多慷慨悲歌之士。赵文王剑客三千，日夜相击于前。《庄子》描绘其斗剑时情景为：“蓬头突鬃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相击于前，上斩颈领，下决肺肝。”晏婴设下计谋，仅为争一勇名，二桃可杀三士。《左传》、《史记》，记载了多少烈士，逞一时之血勇，溅红五步之内。无怪乎郭成尧在《国术摘要》中惊叹：“当日民族之气概，晔乎其如日月，砰乎其如雷霆。”纵观作为中华民族其他成员的一些民族，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满族的儿童，在年纪很小便要学习射艺，人们教他们威风凛凛的射姿，把射姿看得比准确的瞄准还要重要，这实际上是从小便进行着一种尚武精神的教育。“我朝以骑射定天下”，是清朝皇帝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们以几十万人南下如入无人之境，征服了整个中国，应该说靠的就是一种尚武精神上的优势。然而，当八旗子弟堕落成为唱戏养鸟、斗鸡走狗的膏粱纨绔之时，清帝国也就走到了末日。
        民族尚武精神的存在与否，完全可以说是事关这个民族兴衰乃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早就为人所认识。《角力记》说：“夫角之者，宣勇气，量巧智也。然以决胜负，骋矫捷，使观之者远怯懦，成壮夫，已勇快也。使之能斗敌，至敢死者之教勇，无勇不至。斯亦兵阵之权舆，争竞之萌渐。”武术以其本质和勇武刚猛的特征，无疑是维持、保存、造就民族尚武精神的最佳手段，这一点，事实上亦早就为人所认识。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总有人力图对世风时俗进行改造，总有人在不懈地呼唤着武术，呼唤着尚武雄风，并身体力行。北齐颜之推作《家训》传世，提倡文武并重，以儒家正统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敦煌曲子词》大声向世人责问：“漫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澶渊议和，宋王朝丧权辱国，在此刺激下，宋朝北边百姓团结为“弓箭社”，倡导武风，“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坡，饮食长技与敌国同”。事实证明，这些弓箭社等民间抗敌组织战斗力果然不弱；宋代的辛弃疾，文武全才，世人誉其“有英雄之才，刚大之气”。他擅“弓刀”，“马上横槊”，剑技尤为精绝，一生致力于“剑指三秦”，“一战东扫”；清初著名学者颜习斋8岁即从吴洞云学习“骑射，剑戟”。20多岁，“挟利刃、大弓、长箭，骑生马疾驰”。57岁时，比武还曾打败当时的著名武术家李子青。他痛叹“千余年来，率天下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病人、弱人、无用人者”。他酷爱武术，也倡导民从都练武术，理由是“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船著《黄书》、《恶梦》，感于黄族文弱，哀伤见于字里行间，也寄希望于民族武风重振。几千年来，多少仁人志士、血性男儿在期盼呼唤着。
         尼采曾把当时的德国文化称作“堕落文化”，但他欣喜地发现，在这种普遍的堕落文化中，德国音乐却没有堕落，还保存着觉醒的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他说：“有某些迹象表示德国精神还是有生气的，而且非常有生气，就像一位因熟睡而进入梦乡深处的骑士一样。在梦乡深处，响起了狄奥尼索斯的歌声，它让我们晓得，这位德国骑士在他朴实的梦乡深处的骑士一样。在梦乡深处，响起了狄奥尼斯的歌声，它让我们晓得，这位德国骑士在他朴实的梦幻中，仍然在梦想着古老的狄奥尼索斯神话。”这段话是否也可用于这样的比拟呢？由于生态类型的特点所致，更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摧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重文轻武，文弱之风弥漫。然而武术的暗中繁茂，文武双全英雄的大有人在，以及传说中的武侠豪杰使我们人民的那般振奋欣喜，不也正是表明民族与国人的心底，依然萌动着那或许永远不会止息的壮心吗？将以往的中华民族喻为“睡狮”，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
几千年的武术是一股强大的潜流。而民族尚武精神的复兴，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1840年始，列强大炮的轰响开始震撼中国的大地和中国人。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对八国联军，这老大的帝国，是没有洋枪洋炮打不过别人，有了洋枪洋炮还是打不过别人。图强御侮的紧迫，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在思索并逐渐意识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势不振，国人蒙羞，是输在了科技上，是输在了制度上，但更是输在了精神上。针对民族病弱之害，严复曾言：“顾今人或自谓器盛行，懦夫执靶，其效如壮士惟均，此真无所识知之论也。不知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刚毅之气同也。”陈独秀主张兽性主义与人性主义并重，他说：“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皆是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为何？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随后，尚武强国的教育思想为不少人接受，军国民主义思潮兴起而格外引人注目。当时的青年毛泽东在著名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也感慨地说：尚武风潮，“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他认为，中国“国力苶弱”，根本就在于“武风不振”。
         当此之时，中华武术，便以它特定的内涵和功效，以它深植于民族土壤的广大背景，首当其冲地引起人们的关注。马良倡导“新武术”，号召国人“振兴武术，强种强国”，认为“推广我所有武术教育，以发展我同胞之体魄，我国家转弱为强，可计日而待也”；谢似颜建议：“一切学校，宜教授拳棒。艺不必精，时不必久，但必作必修科目”；孙中山更指出：“中国拳勇技击，与西洋的飞机大炮，有同等作用。”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各种国术馆及武术团体蜂起，遍及全国各省市。在这些武术团体中，最著名及最著成效者，当推霍元甲创立的精武体育会和稍后张之江创立的中央国术馆。
        霍元甲先生应该说是近代武术史上甚至武术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有卓绝的武功，也不仅在于他曾打败过日本浪人，吓跑了西洋力士，而是在于他喊出了：“吾霍氏之技，手仅一手，刀仅一刀，枪仅一枪，吾固不愿吾国人徒以一手一刀一枪胜人也。”在于他创立了以“不同政治派别，不争门户短长，提倡武术，研究体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为宗旨的精武体育会。看看精武会的会歌是怎么唱的吧：“体育会名精武，锻炼爱国青年；体育会名精武，发扬国技精英。急起直追，振奋向前，气象峥嵘万千。匹夫有责，救国能胜，填胸热血时倾。精则弗粗，武则弗弱，琴心剑胆互牵连。恢宏士气，振奋雷霆，三星旗飘映日星。”宏扬国术，强国强种，恢弘民族尚武精神的激情，充溢歌词之中。
以霍元甲当时所处的时代及他的出身，能有如此见识，这是何等的气度、胸襟与思想深度。无怪乎孙中山要为之亲作《精武本纪序》，并书赠“尚武精神”的匾额；无怪乎陈独秀对一些“复兴国粹”的运动嗤之以鼻，却在《新青年》上专文介绍并盛赞霍元甲和精武会；也无怪乎精武会组织声速在国内广泛建立，并发展至香港和东南亚各地，至今不衰。
20世纪初提出来的诸如体育救国、国术救国、包括军国民等思想主张，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有的思想主张未能成功地一贯下去，当有许多原因，而不是其本身的不合理。至少，他们看到了，传统的民族体育项目——武术，可以普及为全民从事的体育活动，倚仗为振奋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辉煌为国魂所系的瑰宝，是极有见地的。郭成尧在《国术摘要》中曾对这一段历史作过样的总结：“共和以还，吾国之民憬然欲强其国，先强其身。风起云涌，研究武技。详详览历史，拳术之兴替，关于国家之盛衰。风雨一灯，得失千古。不禁感慨系之矣。”读着这段历史；读着秋瑾的诗句：“悲歌击节，拂剑起舞”，“誓将死里求生路，世界和平赖武装”；了解了那么多人是如何为推广武术为振奋民族尚武精神，历尽艰辛，奔走呼号，至今仍使我们不由得感慨万千。
振奋民族尚武精神，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
         除了汉武帝以外，中国历史上再无第二个十足的拓土开疆的大帝。耗资耗力无算修筑的万里长城，亦仅是为了防御。这可以指斥为宵业文明的缺乏开拓性，也可以夸耀为我们祖先爱好和平。然而马蹄和风帆却把西方人引上了风暴不息的海洋，征服的欲望和科学技术手段从来都是被置于任其无限发展的位置上。他们确实是在大动不止。我们的先贤们在设想人类理想的立足点时强调和谐，很难被指责为是强调错了。人类要走向大同，可能必须控制自己，归真返朴。资源耗尽、生态破坏、战争频繁，以及人伦的大崩溃，已使不在少数的西方的人文与自然科学家在忧虑可能到来的“文明自杀”。但是，世界民族竞争 相现代化的竞争已无法遏止，世界的明日固然可能回归，但那已是胜利者的再创作，落伍者、被淘汰者将无由问津。宽容或许妥协，文雅难免纤弱，中庸均衡又带来封闭保守。中国文化这些特征已导致中国人一再贻误历史的良机。显然，缺乏开拓进取精神，没有参与竞争的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对一个民族来讲是灾难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早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他日而为政治家，焉能百折不回，冀其主张之贯彻也；他日而为军人，焉能戮力疆场，百战不屈也；他日而为宗教家，焉能投身荒迹，守死善道也；他日而为实业家，焉能思穷百艺，排万搏，冒万险，乘风破浪，制胜万里外也。纨绔子弟，遍于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凤，欲以此决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吾人尚不以劣败自甘，司教育者与夫受教育者，其速自觉觉人，慎毋河汉吾言，以常见虚文自蔽也。”
         落后或许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手无缚鸡之力”，整个民族体魄的羸弱；真正可怕的是“心无一夫之雄”，一种民族精神的丧失或者根本阙如。陈独秀所言民族艰难的路途，远未完全渡过。他的话，不言而喻至今仍然发人深思。
         拳脚横飞，激烈竞搏的武术，当然是最暴烈、竞争性最强的活动，从而也是激活人进取意识的最佳手段。武术那种纯粹个人拼搏的性质，无疑有助于培养增强国民的主体意识。它的猛烈形式和争强的效果，则足以涤荡鲁迅先生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自暴自弃、安于现状、崇洋媚外的种种奴性精神。从美国人对职业拳击的狂迷中；从泰拳拳师拳斗前的神秘的礼仪中；从少林寺僧众行集体拳操时如雷的吼声中，我们是能感觉到一种真精神的，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真精神。
日本民族较好地解决了与文化发达随之而来的民族或种族弱化的问题。日本人把武术变成一种维系民族精神的“道”，几乎半个世界都在二战中领教见识了所谓的日本“武士道”。这种“道”对别的国家民族而言，是太可怕了、太残暴了，但它却是日本民族生存的根本。至今，日本国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在宫城之内。空手道、柔道、日本少林寺拳法联盟等全国性武道组织，均有逾百万以上的会众。日本人深知武术形式对保存民族尚武精神的重要。虽然，这种尚武精神走到法西斯主义的极端，它给世界和日本民族自己，只会带来灾难，但，如果中日再次较量，我们用什么去抵抗反击日本人？
          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开始于同时；目的都是一个，变革图强；中国日本当时面临的国内国际也相差无几。然而日本人有此精神，顶风而上，最后在海上陆上皆大败中国俄国，明治维新成功了，日本从此步入了现代国家和列强的行列。而中国人由于缺乏这种精神，一败再败，积贫积弱，一直等到资本大国不再凶相毕露、爪牙相向，和平成为世界社会主题的今天，我们的经济和开始起飞。与日本相比较，已晚了整整一百年。经济的竞争，仍是一种竞争，胜利之神无疑也将格外垂青一种精神的拥有者。
我们或许曾经依赖武术的技术，以此作为一种精神缺乏的补充；但武术的普遍，又能激活一种精神，这就是武术仍然具有的价值，和应该在更大程度上被重视提倡的理由。倡导武术活动，恢弘民族尚武精神，仍未过时，正值其时。